纪念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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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。
我是二〇〇七年入所的，算来也将近二十年了。刚来时，对研究所的历史并不在意，自然也对前辈的事迹全无感觉。每天想的，无非是实验怎么做、文章怎么发、项目怎么争取。研究所的过去，像是一本搁在书架高处的旧书，知道它在那里，却没有伸手去翻。后来到综合处，工作的原因，要给不同的人讲研究所的故事，这才翻开那些岁月留下的印记：黑白照片里，一张张清瘦的脸，目光却很锐利；朴素的文字里，透着一种不声不响的执着。慢慢地，我就被这些人和事吸引住了。
一切，都要从吴仲华先生说起。
五十年代初，吴先生在美国NACA工作时已经提出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。那时的美国，吴先生的日子是很好的，在国际学术界也颇有盛名，被认为是重新改写航空发动机设计的人物。但他心里装着新中国，揣着当初远渡重洋的初衷，他要回来。为此，他辞了在NACA的工作，转到布鲁克林理工大学教书，等着机会。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，趁着纽约机场移民局办事处星期日关门，他以去欧洲旅游名义，带着全家，绕了半个地球，终于回到了祖国。
吴仲华
他曾说：“中国人搞出的理论，首先要为中国人服务。”这句话，乍听起来，似乎有失大家风范，但在当时，是让人潸然动容的。这不是狭隘，是对祖国的大爱。时空轮转，当我们今天再次面临国际形势的大变革，仍能感受这句话的分量，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的祖国一直在吴先生的心底。
一九五六年，也就是先生回国的第二年，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，这也成了研究所的开端。从此，他的名字就和研究所紧紧地连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回国后的路，吴先生走得并不平顺。他经历了三次大的波折。一九五八年，他被定为清华的两面大白旗之一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大标语，至今还躺在故纸堆里。六十年代，刚要正式成立工程热物理所，四清运动来了，一切又都放下。“文革”中，他被隔离、抄家、罚扫厕所。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，在异国被人尊为理论奠基人，回来却要扫厕所。这中间的滋味，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他没有放下，坚守着科技报国梦，默默培养人才，蛰伏起来。一九七一年，刚恢复一点科研条件，他就把三元流动理论的计算程序拿出来，无偿提供给大学和科研单位使用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起来，他便领着大家，争分夺秒地干。从斯贝发动机到IGCC能源系统，从车间工厂到美国人的发射场，他豪气云天，四面出击，引领着潮流。很快，研究所成为世界工程热物理的中心，中国的旗子挂在美国人接待他的专机上。他一生的事业，几起几落，可他从来没有放下，他是坚定的，对这个国家，对工程热物理事业，始终初心不改。
大家都说吴先生这一生，做了三件大事。一是创立三元流动理论，将复杂的偏微分方程与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结合，成为航空发动机现代化设计的奠基性理论。二是提出“温度对口、梯级利用”的科学用能思想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能源事业指出了方向。三是发起创立工程热物理学科，成立工程热物理学会，为后来的人搭好了台子。三件事，每一件都回应了国家最迫切的需要，每一件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。
这就是吴先生，工程热物理的一座丰碑，高山仰止。
这也是工程热物理人的样子，大家仰望先生，追随先生，成为先生。七十年过去了，葛绍岩先生、吴文先生、王超群先生、闵桂荣先生、蔡睿贤先生、陈乃兴先生、王达三先生、徐建中先生，一代代的工程热人，接力似的往前走：从服务东方红卫星研制的第一支热管，到今天装上飞机的轻型航空发动机；从新型热力循环的理论模型，到燃料化学能与物理能的综合梯级利用。我来所的二十年，也亲眼看到：有人为了一个叶片的设计，争得面红耳赤；有人为了获取飞行数据，大年除夕仍守候在雪域高原；有人从青年干到两鬓斑白，还在埋头推方程、画图纸。
读前辈的故事，看身边的工程热物理人，我就不自觉地想起吴先生的影子，不是身形，是骨子里那股劲头。那股劲头是什么呢？我想，
第一，是科技报国。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，这是一种自觉，不假思索的自觉。吴先生当年放弃美国的一切回来，为的就是这个。今天所里的同事们，接下一个又一个国家任务，为的也是这个。
第二，是坚韧不拔。摔倒了爬起来，再摔倒再爬起来的韧劲。吴先生一生三次被打断，三次又重新站起来。今天的研究所，也经历过困难、经历过低谷，可从来没有散过、没有停过，久久为功。
第三，是卓越创新。要做就做最难的，然后做到最好。吴先生做的三件大事，每一件都是开创性的，充满挑战，着眼长远。工程热的前辈们，今天的同事们，挑的也是最难啃的骨头。
这三个东西，就是工程热物理人的魂，是活在一代代工程热物理人心里的精神。
什么是好的纪念？不是简单的回顾，而是让这种精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继续发光。让它流淌在实验室的每一次推演里，流淌在发动机的每一声轰鸣里，也流淌在我们这些后来者心里。我相信，再过三十年，当研究所迎来一百周年时，那时的年轻人也会像今天的我一样，回望前辈走过的路，心中涌起同样的感动。
因为工程热物理精神，从来不会老去。它只在时间中生长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